浅谈基督教中国化

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化、神学及其他层面来分析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行,以及从这几个层面阐述如何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基督教的中国化是指中国基督教会以圣经为指导,积极努力使基督教的神学教义、礼拜仪式、组织结构以及传教方式等适合我国的国情、民情,适合我国人民的心理接受方式和灵性表达方式,使之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现实认同,从而把中国教会办好的一项事业。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始,就面临中国化问题。不同时代的爱国基督教领袖们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对基督教中国化作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才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中国化道路上走了重要的一步。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界不断探索,以“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为目标,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

    在国人的眼中,基督教是洋教,耶稣是西方的上帝,教会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普通人对基督教没有深仇大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现基督教中国化。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贯彻宗教中国化的基本方针。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实现中国化也势在必行。这涉及多层面、多维度的问题。本文就这方面做些浅思。

一、通过文化的融合,实现基督教中国化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该如何理解文化?首先,人对神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各自的文化处境。其次,人们在生活中要对周围的世界有所认识,包括自然和社会。《罗马书》1章20节中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用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向人显明自己,祂借着普遍启示显明自己的存在,借着特殊启示让人认识祂。《希伯来书》1章1-2节说:“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祂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祂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祂创造诸世界。”神“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意味神也由借着文化向不同的群体启示自己。《圣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如果神不借着《圣经》向人启示自己,人很难认识神。当《圣经》被翻译不同文字与语言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适应。

马礼逊作为宣教士,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首先融入中国文化。1807年马礼逊前往中国,抵达广州,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神天圣书》的文体类似当时畅销的《三国志演义》,译文流畅,用当时中国人能接受易懂的方式让他们接触圣经,从而认识了上帝。这也是广泛流传到欧洲的第一本全译本中文圣经。中文圣经的翻译,可以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里程牌,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文化作福音的载体,用自己的语言宣讲神的救赎。马礼逊在翻译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中国的文化经典,如《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等。他认为通过中国的文化经典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也有助于基督教在中国找到适合的土壤。他还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语辞典。他还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这是宣教士开办的第一所学校,用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开创了跨文化教育的先河,为日后创办基督教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不仅马礼逊,许多进入中国的宣教士为了被中国民众接纳,首先都选择进入中国文化。看早期进入中国的宣教士的照片就能发现这一点,他们不仅熟练掌握汉语,对中国古代典籍运用自如,许多人还穿着长袍马褂,甚至扎起了辫子。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仅对中国的教育、医疗、印刷、出版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福音在中国广传打下了文化的基础。“中国传教活动的真正奠基人”利玛窦也曾以他的渊博知识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了解,加上他充分的耐心与适应性,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与赞赏。面对中国文化,利玛窦适应当下的重要策略就是“入乡随俗”、“补儒易佛”,从而取得了根本成功。

利玛窦去世后,一些传教士对待中国文化和中国礼仪并不友善,对中国传教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论和文化碰撞;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固守陈旧,却不会让中国传统礼仪习俗被取代,力争捍卫自己传统的文化,以致中西方当时未能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从而导致了文化交流中断,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中国礼仪之争”。如果发起的双方当初愿意考究一下双方文化的迥异,也不会在之后的几百年仍争执不下。西方传教士只知道中国传统礼仪违背基督教教义,而不察考中国礼仪背后所代表着的中国文化,当年他们若懂得进入中国文化、使用中国文化,情况也不会如此。这是“礼仪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基督教形成在当时不过才一千多年,而中国文化已有三千多年,以一个后来的、外来的思想文化就想撼以泱泱三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这岂非泥鳅撼树自不量力?

回顾宣教士进入中国文化的历程,目的是为了提醒今天的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生活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如何在这个文化环境中传讲基督,如何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融入中国文化,使用中国文化,最终达到基督教的中国化,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基本方针,就是要让两者能够相融。

近些年“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部”等都翻译引进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基督教图书,不仅《圣经》出版超过一亿册,其它图书的种类也非常多,涵盖了基督教神学经典、释经、灵修、生活指导等种类繁多,但遗憾的是仍然以引进西方的基督教作品为主流,中国本土的作品少之又少。令人欣慰的事,国内的一些基督徒学者也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着有益的探索。社科院世宗所石衡潭博士等人发起的“圣经与论语对读”的活动,还有学者从法、道、儒三家的思想从圣经中找共通处。虽然褒贬不一,并引起很多的争论,但不可否认,这种尝试对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同点,对福音真理的落地生根是有帮助的。我们应该除掉对文化的抵制和逃避,使中国文化被神使用,使基督教在文化上首先中国化,获得文化的认同,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社会的认同。

三、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实现基督教中国化

原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说:“建设中国特色神学思想,既要立足《圣经》教导,遵循基督教基本信仰,又要适应中国国情,融会中国文化。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用中国文化诠释教义和表达宗教信仰,用中国文化丰富基督教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教会内的有志之士就认识到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神学层面进行中国化的建设。尤其是明、清之际一批大儒的皈依天主教,开拓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道路。不仅为天主教,也为基督新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新教中一批杰出的神学家们,用中国人的智慧诠释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能够回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境遇,并力图化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层面的冲突,形成基督教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融合更新。1949年以后,基督新教中更有一批神学家,在面临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历史时期,从神学上作出了高瞻远瞩、有创见性的、勇敢的回应。他们在坚守基督教基本教义和本色化的基础上,深化自身信仰、重新诠释“自我”。

今天,濡养中国基督教的思想来源无非有三,一是西方传统的经典神学,二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神学家提出的神学思想。此二者对于基层教会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三是更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来自深植民族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高雅的儒、释、道,还是底层宗法性传统信仰,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广大基督教信众,规范着其信仰生活和价值取向,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基督教信仰,不能说这不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督教信众人数的增长,在一些地区缺乏正确的神学思想引导的基督教活动走向低俗化、迷信化,甚至形成邪教泛滥的态势。如若中国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成为基督教乱象难除的死穴。如在“龙”的问题上应该如何传讲。中国龙与西方的dragon是不同的物象,将龙翻译成‘dragon’和将‘dragon’ 翻译成‘龙’,都是错误的,建议将龙英译为‘loong’,将‘dragon’汉译为‘拽根’。中国龙是祥瑞的象征,而西方的dargon是邪恶的,正如圣经中讲的龙是魔鬼。《启示录》11章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糊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在西方,魔鬼用龙表示。但丁的《神曲》里有描绘龙的插图:硕大的身体,奇怪的头,两个大翅膀,肥大的耳朵,口中喷火。这是恶龙,是魔鬼的化身;但中国的龙与圣经讲的龙不是一回事,“此龙非彼龙”。中国龙代表一种喜庆,一种精神,一种希望,所以中国有成语叫“龙凤呈祥”、“龙马精神”等,龙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作为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事物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是有的地区受当地文化思想的影响,加上部分传道人没有正确的引导,导致很多基督徒把圣经的“龙”和中国的“龙”混为一谈,把家中一切带龙的东西都砸掉、撕掉、扔掉、砍掉,意指除魔鬼;甚至有人的生肖是属龙、属蛇,就说他是属魔鬼的,这实在是对圣经的谬解,其神学思想没有建立正确的真道上。

 提升信仰层次、深化信仰内涵,成为当今中国基督教面临的重大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正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困扰教会多年的难题。虽然是由丁光训主教提出,但其实是中国基督教界精英们基于教会堪忧的现状及前景提出的集体性的战略思考。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广大的基督徒能够聆听到真实的福音信息,使基督教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先要从教牧人员开始。中国基督教在教牧、研究、管理及各种专门人才方面普遍不足。一方面是信徒人数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现有教职人员的缺乏和素质的参差不齐。教牧人员总体比较封闭,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人才不多。不少教牧人员只热衷于传教,忙于教务,少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思考、研究,思考广大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思考中国基督教的当今处境及未来走向,反思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经验,丰富和发展神学的内涵,以其建立能够影响广大信众的中国神学。如果神学思考不能回应当代世界的种种问题,不能触及活在当下之人的内在世界及精神需求,这样的神学是没有吸引力、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教会要通过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梳理出符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作出符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处境的独特见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中国神学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母体”。要建立理想境界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必须真正“降生”在中国文化中。

三、从其他层面出发,实现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的是一个大课题,我们除了上述两上方面的思考,还要从多维度的层面进行切入。

1.从政治层面:基督教不是政治,但离不开政治。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当下,基督教中国化首先要有一个政治定位,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在中国的基督教强调中国化,就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自己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也应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最根本的政治要求。

2.从社会层面:基督教中国化必由之路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基督教“爱的宗教”形象,进一步改善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基督徒要在工作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积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帮助困难人群,奉献爱心,促进社会和谐。《圣经》中“帮补穷乏”、“扶持孤寡”的教导,“新约”中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服务精神,可以为慈善事业注入神圣的内在动力。服务社会是实践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中国基督徒可以本着积极的态度尽力而为,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养老、救灾、助残、义诊等方面的活动,尽心服务社会,做好公益慈善事业,努力走出一条有益于社会和谐与进步,又有益于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的社会服务之路。这些事工是信仰的具体实践,亦是在社会上学习耶稣“爱人如己”的有效途径,在客观上为社会和谐、民族安定等方面起到推动和安稳的作用。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牧师说:“无论需要花多大力气、用多长时间,我们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的决心绝不改变,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意志绝不动摇。身处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将积极主动地团结引导好广大信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社会发展新常态境遇下最现实和最紧迫的任务。基督教的中国化不但必要,而且从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说,这项任务还十分紧迫,中国教会将会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上,在神学处境中建立一个既符合圣经教导,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民众广泛认可的中国教会。(陈维香)